中超联赛现状堪忧，亚冠之路艰难，足球地产时代落幕？

曾经被称作“亚洲第一联赛”的中超联赛，近期能否顺利开展，令中国足球爱好者们感到十分担忧。

赊欠水电伙食开销、队伍成员义务付出、凑够十一名选手即可比赛、球员自行承担差旅费用……这是众多中超队伍的实际情况。

广州恒大两次获得亚冠冠军奖杯，创造了中国足球的辉煌记录，上海上港队也曾闯入亚冠半决赛阶段。不过当前中国足球在亚冠赛场上的表现，也步入了八年以来最为困顿的时期。

这一现象反映出足球“地产时代”的终结。2010至2020年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由1万亿攀升至17万亿，房地产行业的繁荣也波及足球领域，十年来中国足球与房地产形成紧密联系，鼎盛时期16家中超球队均有地产资本支持。如今房地产行业步入低谷，就连地产商自身也陷入困境，资金链紧张，已无能力继续为足球注入资金。

十载光阴如梦，昔日风光无限的地产巨头，每年将成千上万的财富投入无利可图的足球队，确实曾助中国足球迎来短暂的辉煌与荣光。奢靡之风过后，当地产巨头的财力支撑难以为继，命悬一线的足球只能另谋生路。房地产，或许仅是中国足球的短暂过客。

危机蔓延

2013年11月某个夜晚，广州天气舒适，天河体育场馆内人满为患，五万名观众汇成了红色的浪潮。广州恒大队赢得亚冠赛事最高荣誉，在中国足球发展历程中留下了重要的印记，中央电视台在相关报道里用了“广州恒大，亚洲第一”的醒目标题。这段光辉岁月，至今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

当前，中国足球队参加亚冠联赛的进程，碰到了八年以来最为严峻的关头。最近，亚洲足球联合会公布了2022年度亚冠联赛参赛资格的分配情况，在中国国内，只有六支队伍获得了下赛季参加亚冠杯的资格，不过这些队伍全部都是通过附加赛才能获得参赛资格，没有哪支队伍是直接获得参赛资格的。

相比之下，先前五个赛季中，每一赛季都至少有十家中超俱乐部拿到资格认证。今年，日本有五十四支队伍获得资格，韩国有十八支队伍获得资格，澳大利亚和印度也各有八支队伍获得资格。

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到底怎么了？

这显然与当前的经营情况有关联，中超大部分足球俱乐部的母公司，都与房地产行业存在关联，房地产领域出现下滑，母公司对俱乐部的资金支持就会受到限制，足球是一项高度依赖母公司资金支持的行业，一旦停止资金注入，俱乐部就会立刻陷入困境。中超某足球俱乐部的内部人士辛波向第一财经说明。

此外，疫情也带来了多重冲击。赛事结束后出国参赛对国内机构而言极为不便，机票难以购得，参赛者也易遭病菌侵袭。以北京国安为例，今年六月派队参加亚冠赛事，直至五月才得以归国，十一月下旬仅剩九人返回京城。这长达五个月的羁留开销悉数由俱乐部承担，鉴于当前资金链紧张，部分队伍干脆取消了相关计划。

新赛季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下半程的安排马上就要公布了。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在怀疑，未来的中超比赛能否正常举办。

最终12月1日中超联赛管理层正式公布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安排，离比赛启动仅剩十一天时间，多数队伍正努力克服障碍进行队伍集结。

这次赛事仿佛是所有参与者的“翻盘机会”。我确信最终会顺利举行，即便部分俱乐部资金链断裂、训练暂停，甚至连出行开销都难以负担，但只要能凑齐11名选手，就会奔赴赛场。当前行业处境相当严峻，运动员能做的唯有全力以赴。现阶段赛区内的食宿均由赛事主办方负责，球员唯一需要自理的是路费，有些选手是自费参赛的。”辛波说。

黄贺作为另一家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各俱乐部应当从维护中超职业联赛声誉和稳定的角度出发，设法参与赛事，不过这会对联赛整体的品牌价值和比赛激烈性造成冲击。

如今国内许多俱乐部不再像从前那样资金充裕了。过去为了保障参赛队员的休整，恒大曾多次动用私人飞机专程接送球员，如今这些飞机也已被恒大处理掉，目的是应对迫在眉睫的困境。一位行业专家向媒体坦言，大部分中超足球机构都面临着轻重不一的财政困境和运营难题。

动荡在苏宁陷入困境时便已初显端倪。今年2月，该俱乐部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旗下所有球队的运作，那支曾经在国内男女足职业赛场取得过最高荣誉的队伍，就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实在令人惋惜。

今年九月，曾经获得中超八连冠的广州队也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向广州市体育局请求进行监管，据传其母公司恒大已经拿走了球队账目上的所有经营款项，因此广州队从十月起就没能按时支付员工工资。

北京国安最近正与队内收入较高的球员进行协商，希望他们能够同意降低一半的薪水。重庆两江竞技由于未能支付水电费以及食材供应商的款项，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运作，因此宣布暂时停止比赛。河北队之前也因为无法承担水电费用而决定暂停工作并休假，全体工作人员集体表示愿意无偿劳动。目前他们正计划召集11名球员以极低的成本参加中超联赛，场面显得十分凄凉。

金元时代

房地产业的相关产业，比如建材、家居、家电等，都与房地产市场联系紧密，此外，足球行业也深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九十年代，万达使大连足球达到顶峰，联赛55场未尝败绩，借此提升了企业知名度。胡葆森创办建业，宋卫平打造绿城，这两位都于足球职业化初期涉足投资。不过2000年之后，房地产行业与足球运动并未形成紧密联系。万达最终离开足球领域，宋卫平曾对“甲B五鼠”事件发表强烈批评，房地产商大规模进入足球界，却要再过十余年。

2010年，许家印借助香港朋友的帮助摆脱了债务困境，成功上市并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富豪。当时广州医药队因涉嫌假球事件被强制降至中甲联赛，其背后的广药集团也宣布退出中国足球界。许家印迅速做出反应，以一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广州队。资金到账非常迅速，合同一经敲定，恒大就先期拨款两千万元用于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

2010至2020年间，全国房产销售总额由万亿攀升至十七万亿，行业再度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也带动了足球领域的发展，促成了“资金驱动”的时期到来。

不止是许家印，其他地产商也几乎踏着同一个时间点入局了。

2011年，王健林再度入局，承诺会拿出两亿至三亿元人民币，从各个层面扶持中国足球事业；同年，广州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富力，收购了经营不善且拖欠员工工资的球队，将其品牌名称更换，并将运动场迁往广州越秀山。

那会儿资金充裕的恒大，打造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2013年便刷新了中国足球的纪录，首次赢得亚冠冠军，使得“广州恒大”这个名字在中国足球界声名鹊起。

教练里皮以及众多球员的精彩发挥，包括前锋埃尔克森、边锋穆里奇和攻击手孔卡这三位外援，还有郑智、冯潇霆、郜林、张琳芃、孙祥、赵旭日、黄博文、曾诚等国内球员的出色表现，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年，绿地集团掌控了上海传统足球队申花；2015年，苏宁集团则收购了江苏队。那个时期，中超联赛的16支队伍，其背后的母公司或多或少都涉足房地产行业，有些是核心业务，有些则是边缘产业。

这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热衷于扩大经营体量，不惜高负债收购土地，以高价完成项目开发，同时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团队。这种商业模式的风气也蔓延到了足球领域，众多地产开发商向体育界投入大量资金，各支球队纷纷用重金招揽国内优秀球员和海外高水平选手，即便是赢得一场比赛也能获得数百万元人民币的丰厚奖金。已故的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里皮，其年俸曾高达2300万欧元，一度位列法国体育媒体评出的全球教练薪酬榜第二位。

中国足球因房地产获得显著提振，接连取得佳绩。广州恒大堪称典范，短短三年内两度问鼎亚洲桂冠。天河体育场内，数万观众掀起红色浪潮，每当亚冠决战之夜，球迷们便会用粤语齐声高唱《海阔天空》：“无数次，面对冷遇与讥讽，始终未曾动摇内心的追求。”

中国球迷终于松了一口气，足球重新在中国变得引人关注，能够带来成就感，并且拥有广阔的市场，这背后，房地产商们不知投入了多少资金。

巨亏背后

俱乐部取得了诸多光彩夺目的成就，但代价是承受了极为严重的财政损失，开发商们似乎并不期待足球项目能带来经济收益，他们究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每年都有损失,规模较小的俱乐部每年亏损两三亿,而像恒大那样级别的俱乐部每年亏损将近二十亿,辛波这样认为。另外一家中超俱乐部的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每年纯粹投入的资金高达五到六亿。

河南建业董事长胡葆森在2019年某次场合表示，其投资足球项目一年内损失高达十亿元。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河南建业是仅有的未曾更改过俱乐部名称及赞助商的队伍。他和马云、郭广昌曾谈论足球，郭广昌投资英超狼队获得了收益，而他们自己则每年亏损十亿元。

2018年的财务报告表明，那个年度的收入总额为6亿元，支出的费用大约有24亿元，最终造成了18亿元的净亏损情况。到了2019年，财务报表显示整体费用增加到了29亿元，亏损金额为19.4亿元，其中最大一笔开支是用于引进外籍球员。艾克森的签约成本为4052万元，费南多的引进费用是2830万元，而恒大出借的球员高拉特，将其召回的成本则高达9600万元。

恒大集团的营收基础，主要依靠其本企业的宣传收益。收入大户中，还包括恒大的合作厂商，例如三棵树油漆公司、广东联塑集团、马可波罗瓷砖公司。

有些地产商投入足球资金，理由是个人对足球的热爱，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宣传目的，许家印曾指出，在电视上做广告每秒成本高达15万，一场足球比赛时长大几小时，因此投资足球不仅花费较低，而且宣传作用更显著

就这件事而言，王健林的坦率尤为突出。万达于2011年再度进入中国足球领域之际，王健林曾发表过一次讲话，说明其投身足球的动机有三方面：首长授意、时代要求、个人热忱。“万达之所以重返足球界，起先是根据上级的明确要求，期望我能肩负起责任，为推动中国足球实现复兴给予强大助力。”

足球能体现地方成就，也是城市的重要象征，不少房地产商人士觉得，政府部门需要借助这个。房地产商投资足球，就是替地方政府出钱。足球能沟通企业与政府间的联系，这对经常要和地方政府接触的房地产商而言，比赢得市场声誉更有价值。部分房地产企业在投资足球之后，借助足球或体育的名义获取土地，从而绕开公开的招拍挂程序，实际上是在更隐蔽的层面将投资足球的资金收回。

足球领域自身缺乏资金来源，一旦支撑它的房地产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经济状况转差，足球界依靠巨额投入的繁荣时期就会结束。

谁来接盘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历程长达二十七载，众多领域曾是其资金来源，例如烟酒产业、家电制造、快速消费品、医药行业以及房地产领域。

体育产业接下来由谁承接房地产的推动作用？现阶段许多俱乐部的股份改造并未取得显著成效。辛波向第一财经透露，仅有山东泰山队算是成功的范例，今年年初，国网山东电力将山东鲁能40%的权益转移给了济南文旅，这种转变是从一个国有企业到另一个国有企业的过程，因此具备较强的稳定性。

许多俱乐部都寄望于国企和地方政府推动股份制改革。例如重庆队借助了重庆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的力量，河南队则利用更改中性名称的机会吸纳了郑州和洛阳地方政府的资源。虽然这些俱乐部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改制，但资金方面尚未完全落实到位。有业内人士私下表示。

放眼望去，现在很难发现哪个行业，会像以往的房地产业那样，用实际资金支持这项耗费巨大的“地方招牌”。

黄贺表示，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是必然趋势，同时符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相关规定。

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已经研究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方案里提到，要改进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组建和运作方式。方案提出，可以由政府、公司、个人共同出钱，同时支持俱乐部所在的地方政府用足球场等资源入股，以此来形成合理的资金来源。方案还推动俱乐部按地域发展，并且鼓励有能力的俱乐部慢慢去掉企业性质的名字。后来足协的一系列改革，便是基于这一方案。

现在足球机构确实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由于疫情无法进行主客场对抗，连门票收益都消失了。这并非机构无法生存的症结所在，足协推行的企业化“中性名”政策也不是症结，足协实施的诸多约束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它们限制了机构过度的资金投入和挥霍。职业足球机构当前最核心的症结，是无法独立产生资金，其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

然而危机中也孕育着机遇，中国的足球产业依然具备发展空间。辛波注意到，他居住的城市里，参与无组织足球活动的人持续增加，足球文化日渐兴盛。职业足球往往只看重短期胜负，但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关键在于培养更多民众对足球的热爱，并鼓励他们亲自参与其中，唯有如此，足球产业才能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辛波觉得，从事足球的人员必须努力渡过这段困顿时期，期待足球领域真正复苏，不再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撑。

足球的投资者不断更迭，如同走马灯一般，反映了中国经济领域中各种机遇的快速变化。房地产曾经努力为足球筹集巨额资金，但最终它只是中国足球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短暂过客。

（应受访者要求，辛波、黄贺为化名）